[哈佛日记5]中美教授的头衔与脾气
【导读】在美国，所有大学教师都可以简称教授，不管是正教授、副教授还是助理教授（讲师）。在中国，同事关系是一种等级制度，从校长、院长、正教授、副教授到讲师。而且，中国的正教授可以称教授，而副教授只能在非正式场合称教授，但讲师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能称教授。聪明的中国人一方面为了保持等级体系，另一方面为了避讳，于是凡是讲师一律改成“博士”！阿庚教授听了哈哈大笑，说他们法国也是这样子的。
一、哈佛教授的头衔与脾气
2009年9月中旬，我刚到哈佛大学不久，第一次去见博士后导师哈特（Oliver Hart）教授。哈特教授是不完全契约理论和产权理论的开创者之一，也是目前的领军人物之一，曾任美国经济学会副主席和法律经济学会主席，而且是有望问鼎诺贝尔经济学奖的人。因此我担心他架子很大，不好接触。没想到，见面后我们寒暄了几句，他就让我以后叫他Oliver。我说按照中国传统我绝对不能直接称呼老师的名字，我应该称呼您哈特教授。他说我不在乎这个，我也要叫你名字。接着，他询问了我的研究计划、生活和工作的基本情况。然后，他说明天我们有一次研讨会在MIT举行，那个地方比较远，他可以开车捎我过去。我本能地说，不用不用，我自己走过去就行了。在MIT的研讨会结束后，哈特教授让我搭他的车回去，我不好意思再拒绝了。同车的还有哈佛经济系另一个著名教授阿庚（Aghion）以及另一个哈佛博士后。我感慨地说，真羡慕美国师生之间的关系，可以随便叫名字。而且，所有的大学教师都可以简称教授，不管是正教授、副教授还是助理教授（讲师）。相反，中国的同事关系是一种等级制度，从校长、院长、正教授、副教授到讲师或助教。而且，中国的正教授可以称教授，而副教授只能在非正式场合称教授，但讲师在任何场合下都不能称教授。聪明的中国人一方面为了保持等级体系，另一方面为了避讳，于是凡是讲师一律改成“博士”！阿庚教授听了哈哈大笑，说他们法国也是这样子的。
美国的教授之间也不是没有任何区别。例如，哈佛经济系的教师大致分为六级：助理教授、副教授、普通正教授、讲席教授、院级教授和校级教授。校级教授是最高级别的教授，目前经济系只有两位，一位是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martya Sen），另一位是前任哈佛校长萨默斯（Lawrence Summers）。在哈佛，只有正教授才是终身职位，助理教授和副教授都不是“铁饭碗”。除了哈佛、耶鲁，其他美国大学的副教授一般都是终身职，而且有些助理教授和副教授也有讲席头衔。另外还有非终身轨的讲师（lecturer）。教授的等级差别主要是表现在薪酬上，不代表学术水平的高低，更不是获取资源的“硬通货”。系主任基本上是正教授轮流担任，没有什么实权。实权都在各种教授委员会那里，比如，招人有招聘委员会，升职有职称委员会。哈佛经济系有60多个教师（faculty），只有一个系主任。系主任助理是一个行政职务，由非教师序列的职员（staff）担任。哈佛不少教授都是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计量经济学会院士（Fellow），但这些头衔全都是一种荣誉职位，没有任何实权，也没有专门的津贴，更不会与各种评奖挂钩。哈佛某个系有五六个诺贝尔奖得主，他们连专用的停车位都没有。哪怕你是诺贝尔奖得主，一旦申请不到资金，就招不到学生，紧接着就要关闭自己的实验室。
在很多中国经济学师生心目中，像巴罗（Barro）、弗登伯格（Fudenberg）、曼昆（Mankiw）和施莱佛（Shleifer）这些大名鼎鼎的教授简直跟神一样，是可望而不可及的。然而在哈佛，像这样的大腕每天都可以撞见一堆。毫不夸张地说，在哈佛经济系大楼（Littauer center）里，摔一跤都可能跌倒在这些人身上。接触几次后，你会发现这些“大师”、“权威”和“泰斗”其实也像平常人一样工作和生活。不管你是普通教授还是诺贝尔奖得主，吃饭都要自己排队，出门都要自己开车，开会都要自己拎包。
有一次，我参加每周二中午举行的产业组织研究生午餐研讨会。艾斯（Susan Athey）教授是主持人之一，她是第一个获得克拉克奖的女经济学家，而且是那种少年成名的明星经济学家。这次做报告的研究生讲了几分钟后，她才匆匆走进教室。此时，前几排都坐满了学生，但没有一个学生让座。她自己搬了把椅子，随意坐在一个角落里，一边吃东西一边听讲。午餐研讨会是从中午12点到1点。到了1点整时，主讲人讲完了论文，但还在和提问者进行交流。此时，艾斯站起来跟主讲人说，对不起，我得先走了，因为我马上要上课了。而在我看来，拖延时间的是主讲人，说对不起的也应该是他。还有一次，我参加一个公共经济学研讨会。我坐下后，施莱佛教授进来了，就坐在我旁边。因为他跟哈特教授很熟，所以我也经常见到他。他手里没有演讲稿，问能不能借我的给他看一下。我随手给了他，他说了声谢谢。不过他并没有怎么看讲稿，而是信手翻了翻，然后就开始他一贯的漫游式提问。研讨会结束后，他走在我前头。经过活动门时，他一手把着门，让我先走。我哪里好意思，连忙说你先走。客气了一番，最后竟然还是我先走了，因为我看到后面还有好多人呢。艾斯和施莱佛目前都是普通教授，没有冠以讲席，但是在学生心目中地位很高，在学术界地位也很高。
来哈佛之前，我曾经给不少外国教授发过电子邮件索取论文电子版或者请教问题。多数教授都会热情地回信，其中几个还因为没有电子版而给我邮寄了打印稿。我写博士论文时，因为涉及的主题是不完全契约理论，所以通过电子邮件向本领域的两个Oliver——威廉姆森（OliverWilliamson）和哈特（OliverHart）——请教过几个学术问题，他们都对我的问题做了答复。我认识的一个博士生在波士顿学院访问，他在哈佛旁听了一门课程，想请任课的教授写一份证明文件。那个教授不仅立即答应了，而且开头用词就是“在我与某某先生一起工作的期间……”。其客气程度实在令人感动。
二、中国教授的头衔与脾气
中国的大学实质上就是政府的一个部门，所有人都被纳入了一个上至副部级下至科级乃至股级干部的森严等级。等级越高，资源就越多，自然越受欢迎。而表示等级的主要信号，就是一个人的头衔。中国的头衔是一种难以向美国人解释的怪物，例如谁能准确地翻译“博导”呢？在大学里，从职称上讲，有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每一种职称内部又分出一至四等，据说一共有13级。从职务上讲，有教研室主任、系主任、院长、校长，所有职务还有若干副职或助理，然后还有一个平行的党委系统。在本校系统之外，还有省部级学科评议组成员、全国专业学位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教育部社会科学委员会委员、国家社科基金学科规划和评审组成员、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这些校外系统的职务可不是虚的，是官方文件规定的“专家”，而且是带级别的。假如一个人是国务院学科评议组成员或组长，那是可以直接评二级教授的。在职称和职务之间，还有博士生导师、学科教授、责任教授、院士这些头衔。另外，还有新世纪人才计划、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百人计划、千人计划、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都是很有份量的奖励头衔。不是在大学里混几年的，根本搞不清楚这些名堂。
在等级制下，大学里的所有这些头衔，全都与资源配置挂钩，而不仅仅是表示工资或津贴不同。例如，申请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和一般项目，必须是副教授以上级别。有些学校规定，申报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必须由学院申报，而二级教授可以直接申报。这些项目和奖项不仅仅是给钱，更重要的是能在评职称时加分。如果一个人是院士，那在中国就可以享受副部级待遇，在申请课题、评奖时可以说攻无不克。相比之下，美国的科学院院士仅仅是一种荣誉，真是可怜。有人会问，在职称、职务和奖项之间，究竟先有谁后有谁？一个基本的观察是，有职称的人不一定有职务和奖项，比如一个普通正教授很可能仅仅是一个教授。但是谁见过有高级职务的人没有高级职称和高级奖项？看来，三者之中，职务的头衔最重要。头衔如此重要，有如神器，大学教师焉能漠然视之？有关部门又焉能轻易颁授？至于这些头衔是否与学术水平正相关，只有天知道，因为学术水平的衡量本身就是一个问题。
我还记得国内一个经济学院的官方网站上有一则新闻，说是祝贺本院教师获得了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资助。但是，新闻里既没有教师的姓名，也没有教师的项目名称。为啥？因为获得资助者是讲师，那是教师序列里最低的一级。按照“突出领导”的传统，官方显然认为没有必要提及讲师的姓名，反正获得项目一事已经体现了领导的政绩。真是绝啊！
我在中国做了二十年学生和三年老师，很难想象中国的大学老师会像哈佛教授那样平易近人、彬彬有礼。中国当然有很多和蔼可亲的老师，也不乏乐于助人的教授，但是身居高位、久负盛名还能对人一视同仁者实在太少。我自己就见证了很多令人不愉快的场景。读博士生期间，我曾在一次会议上报告自己的论文。评议人是某著名大学的著名教授，而且还是个“长江学者”。他多次直接打断我的报告，而且动辄就说“这个你没搞懂”、“你说的不对”。当时我年轻气盛，也就毫不客气地反驳。像这种没有风度的对话在哈佛是不可能发生的。即便听众对主讲人的文章有很负面的评价，也会比较委婉地指出，不管背后怎么议论。否则，按一个MIT商学院教授的话来说，这是还没有充分进化的表现。刚工作不久，我曾参加了一个课题组。课题组开会讨论前，主持人挨个介绍在座的老师，轮到我时直接就跳过去了。此时，一个领导站起来给大家发名片，轮到我时便也直接跳过去了。我想可能是因为我是刚工作的讲师，人微言轻，不值得提及。后来我就退出那个课题组了。
中国的著名教授做报告，如果有高级职务，必定有相应级别的领导出席，以示隆重；会上必定介绍其诸多头衔，以示尊重；会后必定奉上丰厚酬金，往往还要安排宴请和专车接送，以示贵重。要是像哈佛那样搞得“平易近人”，主讲人就会觉得没有面子，邀请单位也会觉得没给面子，下次就见不到面了。哈佛经济系每周大约有十几位外单位教授来做学术报告。如果都要搞开场白，介绍头衔，安排迎来送往，那恐怕也得十几个院级干部才能应付。
三、中美对比：权威集中是根本
浏览美国的大学网站，你会发现所有教师的名单都是按姓氏音序排列。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表明所有教师都是平等的；二是方便人们查找。再看中国的大学网站，90％的教师名单都是按头衔大小排列。一般职务优于职称，少数德高望重的老教授会列在校长或院长之前，职称或职务相同的就按入校年份排列。不少大学的网站甚至根本不列讲师的名字。在开会时也按这种复杂的程序来排座位。中国人的时间和智力很多就耗费在这类没有任何生产性的事务上。注重头衔的教授，往往非常讲究排场，脾气自然不会好到哪里去。美国教授也不是人人和蔼可亲，但总体上中美两国的大学教授在头衔和脾气两方面差别非常悬殊。为什么呢？我认为，有两个体制性的原因。
第一个原因是评价体系的问题。美国大学内部的评价体系比较完善、透明，因此教授们不需要借助各种头衔来判别学术水平和学术声誉，而中国大学内部的评价体系不完善，更不透明，因此教授们需要通过官方认可的形式来表明自己的类型。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世界一流大学，原因之一是大学之间形成了激烈的竞争格局，迫使大学内部形成了透明的评价体系。即便是哈佛、耶鲁和普林斯顿，虽三足鼎立，但绝对无法垄断美国大学的第一集团。MIT、斯坦福大学、芝加哥大学以及庞大的加州大学系统都对三强形成了有力的挑战。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个有实力的教授得不到恰当的评价和有竞争力的报酬，就会立即跳槽到竞争对手那里去。以哈佛为例。原先哈佛很少从本系直接提升正教授，而是从世界范围内遴选顶尖人才担任正教授，这实际上严重地压抑了本系教师的积极性。但是今年哈佛经济系居然一下子决定从本系提升两位正教授（终身职），其中一位叫Emmanuel Farhi，法国人，2006年才从MIT博士毕业，现在还是助理教授，但是已经在五大顶尖杂志上发表了7篇论文；另一位叫Gita Gopinath，印度女性，现在是副教授。据哈佛经济系主任说，前者已经收到来自普林斯顿大学和芝加哥大学的正教授offer，而后者也收到了来自耶鲁大学和斯坦福大学的正教授offer。哈佛如果不提升他们，他们就会流失。像哈佛这样雄霸世界的大学都必须正视人才评价，因此一个高水平的大学教授根本不担心没有好待遇。激烈的大学竞争导致教授流动速度很快，信息交流又很透明，评价机制也很公正，谁有什么水平和学术声誉，圈子内的同行和研究生全都知道，因此美国大学的教授自然不需要靠一个头衔来炫耀。美国的经济学教科书封面上，对作者的介绍往往就是一句话，他是什么大学的教授，研究什么，通常不会写上在哪里读本科、博士，担任过什么行政职务，得过什么奖励，在哪些刊物上发表过论文。要是曼昆的《经济学原理》上写了“他在AER、QJE上发表论文多篇”，那肯定会被哈佛的人笑死，因为在这些刊物上发表论文乃是哈佛教授的最低要求。
中国大学内部的评价体系就复杂多了，关键是缺乏一个统一的评价标准，然后评价过程又不透明，而这一切又源于受行政体系庇护的大学之间缺乏真正的竞争。以发表文章为例，青年教师和博士生可能认为《经济研究》或《经济学季刊》是最好的，但中年教师往往认为《中国社会科学》是最好的，老年人可能认为《经济学动态》是最好的。众口难调，标准不一，规则混乱。面对一群正教授，究竟谁的水平高呢？行内人都说不清楚，行外人就更是捉摸不透了。于是，就必须有教授之外的头衔，例如百千万人才工程第二批次、长江学者、千人计划等。多一个头衔，就表明一个人多得到一份认可。因此，不管是在学界内部，还是在学界之外，中国教授总希望自己的头衔多一些，份量重一些，这样才能更有利地发射关于自己类型的信号。一个人如果特别在乎自己的头衔，生怕别人不知道，怎么可能有平易近人的脾气呢？怎么可能为了学术而学术呢？
第二个原因是权威配置的问题。美国是一个高度分权的国家，不仅在政治领域如此，而且在整个社会领域也如此。例如，一个即便贵为总统，也不能随意干涉学术研究，更不敢轻易向大学索取学位。一个广泛流传的故事是，1986年哈佛大学正值建校350周年，准备邀请当时的总统里根来做毕业典礼的演讲。里根想要一个荣誉博士学位，但被哈佛拒绝了，于是他没参加典礼。美国学界内部也是权威分散的。每个教授在自己的研究领域可能是权威，但是在另一个领域可能就是一个普通人，绝对不会有很大的影响。我将美国的这种权威格局称为“分立的权威配置”，而中国则是围绕行政体系形成一种“集中的权威配置”。典型的情况是，一个人只要当了官，权力、金钱、美女和学位便信手可得。这实际上是一种错位的权威配置（注1）。学术界的情况也不会比官场好太多。一个人如果担任了行政职务，有了诸多头衔，掌握的资源就多了，围着他转的人也多了。如果他是一个平易近人的人，那他每天不会被累死？因此，官越大，脾气越大，这是一种均衡，也算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机制吧。
原文标题为《没有架子的哈佛教授》，作者聂辉华曾在美国哈佛大学从事一年博士后研究，文章发表于《经济学家茶座》2010年第三辑（总第47辑）。
[注1]参考聂辉华，《“刘翔读博”与“李约瑟之谜”》，《环球》，2004年第2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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